文：侯桂珍（塘中水仙）
图：来自网络
我老家的镇子，不仅是古老的大汶口文化发源地，也是自古以来的商贸重地。
为促进贸易往来，最终带动农业的蓬勃发展，每年一开春，播种了庄稼，也就是播种了一年的希望之后，人们就开始暂时闲了下来。于是当地政府标注的“春季骡马物资交流大会”就会应运而生。将每月农历的“一、三、六、八”传统的赶集日子，一个时期内，就变成了“天天赶集赶会”的日子了。
另一种物资交流大会，是要等到秋天收获之后的。
而这样的“物资交流大会”不论是春季的，还是秋季的，在正式举行之前，一定是做足了广告，连邻县邻省的都知道，就不断有个人或文化团体应声前来，这在那个信息传播速度并不快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，都是一个奇迹。
大环境在宣传着了，镇子上各自的人家也在积极响应，做着“起会”前的准备：条件好些的，用自家地排车去把镇子周围村庄里的老亲戚请来，多是些长辈，像姥姥姥爷、舅舅二姨、大姑表姨什么的，一句话：“就要有交流会了，去我家住着听戏吧！”
被请的感受到尊重；请人的，说明自家有这个能力：吃住与时间上的陪伴，哪一样都少不了。于是便各自欢喜。有戏时就去听戏；不听戏时就在家里，饭时浅饮几杯小酒，饭后再喝几杯清茶，说说之前唱的戏里的意思，另外叙叙旧，聊聊家长里短，就增加了彼此间的亲情厚谊，晚辈与长辈之间也就有了一种特别的尽孝方式。日子便在这样的知足里轻轻划过。
春天的骡马大会，以买卖交换骡马为多。那时种地全是人工，买一头牛或一头驴，帮着拉拉车、犁犁地，是常有的事。到了秋后，一年当中的主要农活干完了，牲口在这一年的表现好坏，是决定它是去还是留的唯一的标准。而一个漫长的冬天，闲下来的牲口光是吃草都是一个大事，留着只是一种消耗，就及时处理掉，也就把压在农人心头的一件大事暂时卸载。
尽管那时，镇子上每每赶集时，看到的草市很大——多是些干草，但那都是需要花钱来买的。也有半干半湿的秋草，勤劳的妇女与孩子们，去旷野上地头沟边，辛劳大半天，背到集市兼会场上的草市去，手里就有了令人欢喜的零花钱。多与少，就要全凭自己的努力程度了。
既然标明是“骡马物资交流大会”就都离不开骡子、马、牛、驴等大型牲口，离不开猪羊，也离不开“杈耙扫帚扬场锨、瓜果梨桃、服装鞋帽”等等的生活物品帮衬。这是镇子上，也是镇子周围远远近近的人们生活中的一件盛事。
在季节的选择上，基本没有选择在冬天和夏天的。热时、冷时都不适宜于赶“交流会”。虽然老百姓多处在农闲有的是时间，但要能够安安稳稳地坐在说书唱戏的场子上，清清静静地听说书的、看唱戏的，那恐怕很难。夏有蚊子冬有寒，都是坐不住的理由。
“物资搭台、文化唱戏”，是交流大会的必须，也几乎是提高人气的主旋律之一。戏曲多为地方戏，像徐州的“丁丁腔”，一把月琴，有敲碗击盆的声调，清脆悦耳；山东的柳琴戏，又称拉魂腔，一把柳叶琴相伴，长长的调子，凄楚哀婉，即使是热闹积极的戏，也脱不了有些幽怨哀婉的底子，几乎让人魂飞魄散。
这一种地方上的小戏种，就像东北二人转一样，多以夫妻两个出演为主。人员简单，以文戏居多，说说唱唱，或喜或嗔，或怨或怒，也不需要多么大的场地，就牵了人们的视线和思绪。常常是临时租赁了靠街的民房，门上挂一件棕色皮革的门帘挡着。
在门外唱的，并不是主戏，或只是主戏的一小段，只起个广告引人的作用。要想仔细去听，或者要想把一出戏听完整了，就要花五毛钱去门口掀着门帘，交上钱，进到屋子里，坐那里停停当当地去听，那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种真享受呢。
但许多庄稼人深知钱来得不易，能不花就不花。何况还有主办方为达到拉动经济、促进繁荣的最终目的，花钱请来的不要百姓出钱的大戏呢！那多是河南豫剧，或河南梆子，也有请山东梆子剧团的，老觉得与河南豫剧腔调难以分辨。吕剧团，有时也会请到，像《小姑贤》就是那时的名戏，活泼、灵动、善良，皆大欢喜，适合老百姓的胃口。
一次交流大会的时间，至少一个星期，时间长的话差不多有半个月，不多不少时，整整十天。时间短些的，多是没有请来知名的戏班子做铺垫和渲染，难有人气，就将计划中的十天缩短为一周。
当然也有例外，比方外在的天气突变，会场上没有人光顾，不得不中断。而时间长些的，则往往说明各方条件具备，举办得也非常成功，就将十天的计划，延长为半个月的。这延长了的几天，也是前一次不成功的经验总结和延续。
而接下来将半个月延长至二十天的，已经说明物资交流的强势不减，最多时候，竟然也有一个月的，天天人来人往，络绎不绝，人们走在了人为的繁荣里，如诗，如画，又如梦。
于是在这半个月到二十天、甚至一个月的时间段之内，饭后，左邻右舍的，每人拿个小板凳，或马扎子，腿脚不便的还要拄根拐杖。
年轻一些的先去约人，到邻居大门口站下，大声吆喝一句：“大奶奶”、“二婶子”、“三大娘”，或“四大爷”，“走吧？赶会听戏去了！”，于是三三两两，或并排，或前前后后的，一波接着一波，相跟着，脸上满是知足惬意的微笑和满满的期盼，说着啦着就到了会场。
家离会场也就三四华里的路程，从镇子东北角到镇子西南角，大家都这样去了，就能占据稍靠前、居正中的最好位置。看时间还早，女人们就又继续啦啦家常散散心，男人们则开始抽袋旱烟定定神，很快家伙什儿“丁丁哐哐”地响起来，要响好久，是在招呼听戏的人们做好听前的准备呢。
就见舞台上开始唱起来了《穆桂英挂帅》，举一杆中间写了一个大大的“穆”字的花花打打的旗子，也或是《四郎探母》，也或者是《杨家将》，反正几乎都和杨家有关。
其实不止是晚上，大白天也有人来听戏的。只是晚上本镇上的人更多一些，多数坐着；白天多是镇子周围三里五村、十里八乡的人多，坐着的在中间，站着的在两旁。个子高的，怎么说都是沾光。
晚上不用担心带着矮凳子看不到戏台上，大家半斤八两，都在那里坐着铺排开去，自觉得很，也没大声喧哗的。
只有小孩子在戏场边上，来来回回跑着玩他们的，或者跑到戏台的两侧，能够看到演员上台前的严阵以待和下台后一时的轻松。偶尔戏台上有武打动作，穆桂英身后插了许多小旗子在晃，便会吸引一下小孩子的目光；佘老太君一出场，拄着龙头拐杖，身旁还有人搀扶，一步三摇。
小孩子都是眼睛瞅一下几个武打动作，等“叮叮咣咣”地一阵激烈的地打闹过去了，他们不忘继续玩自己的，等自家大人听完了戏，人也就因为犯困，晕乎乎地跟着回家去了。
京剧作为国戏，一般是请不到的，在依然属于农村的镇子上，哪有像模像样地坐在城市大戏院子里仔细品味时的闲适、庄重和演员们的自豪感？也方才对得起它的名号。
而一般人不看字的提醒，也根本听不懂那戏里到底唱了些什么，只觉得拉了长长的“秧子”（腔调），不到憋得难受不换一口气，特令人着急。小孩子根本还不懂得生活的艰难，世事的难料和人生的苍凉，藏在戏里的韵味。于是听戏的人，也就常常在思想上开了小差。
有一年被主办方花钱请来了我们市里的京剧团。虽是请来了，但有一场戏我记不清唱的是什么，台上正热热闹闹地唱着呢，台下多数人虽听不清字也愿意听那“啊啊呀呀”的悲怆凄楚的腔调。
可是有两个人因为晚饭时喝了酒，都不老不少的，酒壮英雄胆——你英雄，我好汉，气盛得狠，两个人不知怎么就吵起来了，在那些规规矩矩坐着听戏的人们中间，格外显眼，竟越吵越凶，谁也不让谁。后来一个站起，另一个也不示弱，都站起后，双方竟动起了手，眼看要抡凳子了。
这自然就影响了周围人听戏。
台上人也自然看在眼里，就有一个演员一下从舞台上跳下，竟是轻轻落地，没有一丝动静，在大庭广众之下，朝中间场地上那两个打架的人走过去，一句话没有，一只手抓住一个人的后背——而那两个人看上去都比他要更加健壮和魁梧，而他也就有一米六五的身材，却将他们各自面朝天托举了起来。
那两个人开始还挣扎不服气，说要把他们扔出去的时候，他们才变老实起来，估计也终于醒了酒！
这在我们自古就重视礼仪的文明古镇上，其实是一件极其丢脸的事情，也因此惹了众怒……
那个跳下舞台的演员当时看上去还不是主角。他是戴着元宝形状的帽子——也像小船的样子，帽子后半部分有露出来的宽布条，随着走路虎虎生风而自然飘动。身上的衣服别样，白底，蓝色波纹式的装饰——又像是鱼的鳞片，袖口处宽宽的沿子，紧紧地箍在手脖上，看上去就干练威武，是真正的武把式。
从此，我们市里的京剧团，在那时并没见过多少市面的镇子上的人们口中，成了久久的谈资：那个演员可是真厉害，竟然一只手就能举起一个人来！？演戏的——尤其是唱京剧的，那可是有真功夫的呢，绝不只是摆摆花架子……
说书场上，最出名的是城里来的姓宋的老弟兄两个。哥哥是个盲人，五十来岁，中等身材，不胖不瘦，以他说唱为主——就是说一会儿，唱一会儿。手里一把二胡，眼前还有一个小小的架子，在左腿上绑了一个小小的紫檀香木，紫檀香木上已泛起铮亮的光。
机关在脚下，往下用力一踩，绑在小腿上的檀香木就敲一下眼前架子上的什么东西，发出“梆”的一声脆响。这就是所有的伴奏乐器了。
那时我不知道唱的是什么，说的又是什么，只是觉得悲悲切切的，却是看他们唱得口口生津、有滋有味、悲喜分明，那么投入。后来才明白，他们唱的是别人的故事，却在叙说自己的人生。
那做弟弟的有四十来岁，身材要比哥哥更加宽阔一些，他主要的是照顾哥哥，是哥哥的眼睛。
那一次听懂了，说的是《岳飞传》，忠臣岳飞“精忠报国”，却被奸臣秦桧所害。令小小年纪的我都知道悲愤不已。那时父亲常常带着我一起去听。他在城里上班的时候，业余时间，就常去广场听老宋弟兄俩说书。而镇子上有会了，从小就喜欢听说书唱戏的父亲难得地从城里回到镇子上，与家人，与全镇子上的人一块同庆这一年才只有两次的“交流会”。
父亲作为热心和侠义之人，也作为老家镇子上的人，就会尽地主之谊，给老宋弟兄两个提过暖瓶去，也拿过去茶叶和茶壶。在老宋他们说唱到口干舌燥时，给他们喝壶茶。
然后等他们闲下来的时候，交流一下他小时候在集市的说书场地上听到过的《大五义》、《小五义》、《三侠五义》和《七侠列传》等曲目。说到高兴处，父亲有一次竟然请他们到家里吃了一回饭。
另外还有不知来自哪里的马戏团，有大狮子，有猴子，有鳄鱼，也表演马术，多以展示为主。
还有一个中年男子，精瘦，黑皮肤的，在会场上一角，随便摆个场地，画地为牢，把一个黑泥鳅似的七八岁，或十岁左右的男性小孩子，弄断了胳膊，疼得他眼里满是泪，想哭却又不敢哭，只有强忍着，等旁边一个同样泥鳅似的稍大点的女孩子心事重重地收完了钱，才会给那男孩子重新安好胳膊。
为了缩短这过程，善良的旁观者，往往赶紧先掏钱。有人在发出同情的声音时，还带着探寻的心理进一步悄悄议论：“这孩子，一定不是他亲生的。要是自家的孩子，又怎么舍得？不知是从哪里偷来的！”
更有善良而仗义的人，痛斥这种为了钱而反人道的做法，报告给主办单位，也就将他们驱离了。
所有会场上这样那样的唱戏说书的，甚至杂耍的，是那个没有电视、电影极少——还只是按时放映，老百姓——尤其是占半数的女性观众又识字不多的时代，一年两次赶会，就成了全部的文化生活的具体体现和集中展示，或者说是老百姓一年当中最丰盛的精神大餐了。
而至于当场捏泥人的，糖稀吹出大公鸡和小猴子、鲤鱼、蝴蝶之类的小动物的，做拨浪鼓的，卖糖瓜的，捏泥哨的，做泥巴老虎的——用各种颜色在额前写了“王”字，身上是黑道道与黄道道相间的花纹。
老虎的身子分前半截和后半截，中间部分则是用厚厚的牛皮纸连着，可以一只手拿着前半部分，另只拿着后半部分，然后先将身子捋直了，接着往中间猛地一斗，立刻发出一声想笑的喜庆声音。连着斗，那喜庆的声音也就连成溜儿，说不清是类似于小狗的“汪、汪汪”声？还是接近于老虎发出的“呜、呜呜”声，怎么想象都不过分。
只要是那老虎玩具发出一声脆脆爽爽的响声来，小孩子们就都是欢天喜地的了。
总之，各种各样的民间传统工艺，引不起听戏的中老年人们的兴趣。倒是吸引了更多二十岁左右的大姑娘小伙子，三三两两地做着伴，一圈圈不厌其烦围着整个镇子上的大会场来来回回地逛，想吃的就买，想看的就看个够，满眼里都是新奇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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